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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套3200元/平面积100平的商品房为例，交款12个月后再出手至少可以卖到4200元/平，每平米净赚1000元，年利率为27%。

这是一个战略布局性的提法或概念，它意味着国有经济从整体上要挤出非公有制经济，即私企退出，由国企取代。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个别国企兼并私企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表现，并不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实行什么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当代西方国家为实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也会建立和发展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一些国有化的措施，更显示出它的作用。国有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可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体现了强进弱退、优进劣退。既然如此，批评、指责或赞同都是多余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

我们是否可以说，2008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厉以宁：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仍然为时尚早，因为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恢复的强度和可持续性仍不确定。这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进行的国有化救市之举是在向社会主义靠拢吗？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热炒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题都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不能耽误了经济转型。

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同样如此。厉以宁：是的，邓小平的伟大功劳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刚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一个柔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财经》：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国有化也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还是中国的制度优越。

经济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大家不感到形势很危急，一般不会想到经济转型，事实上，只有经济转型了，才是真正的复苏。那么，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是应该加紧推进。

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体制也在不断变化。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为此不断进行制度调整以解决问题。

厉以宁：这种看法比较肤浅，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行制度调整的思想障碍。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制度调整，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最终仍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同样，为什么非得等到危机来了，才进行制度调整呢？那样不但被动，而且难度更大。《财经》：但由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尤其是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注入了巨额资本，使它们成为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有人说，这样岂不是事实上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了?厉以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某些西欧国家曾经这样做过，以至于被认为是在转向社会主义，但结果并非如此。而一个死守僵化的意识形态、固步自封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把一种制度下的体制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刚性体制是一种僵硬的、不灵活的体制，弹性体制则是一种柔性的、较灵活的体制。

因此，现在还只能处于观察阶段。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也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

第二，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财经》：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感到震惊。

《财经》：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厉以宁：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体制却转换了。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一个善于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进行制度调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制度调整呢？本次经济危机将促使西方国家加强私营银行和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等。这种态度实际上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态度是一样的，即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调整、改革之后依然保留下来，但使之更适合新的形势要求。

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一种乐观情绪在中国蔓延。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

但是可以断言的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

《财经》：看来，1929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在经济危机中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强了，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调节职能加大了。放眼更长远的历史，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体制，1979年以后开始了体制的转轨，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

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厉以宁：争论的结果是后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实际上这场争论也反映了另一个值得西方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即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拯救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做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较多的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需要调整或改革，但并不是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想用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足。

《财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79年以后中国进行的体制转轨避免了一场危机。要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制度调整。

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更具有方向性的问题同样需要厘清：资本主义制度将向何处去？中国应该从经济危机中学习什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以其学者的严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